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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月笙、梅兰芳与孟小冬   

2014-05-03 08:11:0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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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维善:父亲杜月笙的往事
【杜维善,知名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,荣获上海市白玉兰奖。杜月笙最小的儿子,排行老七。】
杜月笙的儿子:并不特殊
对“杜月笙的儿子”这个身份有什么特殊感受,坦率说,这问题我好像从来没想过。早期我出去做事也没人认识我,知道我的人我也不是常碰见,所以没什么特别的感觉。不过,自从做古钱收藏以后,知道我身份的人越来越多,很多人会奇怪,因为大家认为我是个家庭背景很复杂的人,不可能有这种嗜好。我的出身不是我能选择的,我也没办法逃避这种命运。
其实小时候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少。我母亲跟父亲结婚后,她自己住在辣斐德路辣斐坊16号,父亲和前三位夫人——我们称呼“前楼太太”、“二楼太太”和“三楼太太”住在华格臬路的老公馆里。老公馆不是我们去的地方,印象并不深。
抗战爆发后,父亲先离开上海,借道香港到了重庆,我们和母亲一直住在上海,那段时间过得比较艰苦,平常用钱都得节省。记忆中,我们家很少吃米饭,都是以面食为主,我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。那段时间我们过得还是挺苦的。那时候我才几岁,父亲多少有些担心我们。那时上海政治性绑票很多,如果日本人或伪政府的人把我绑了去,威胁他赶紧回上海,那岂不很麻烦?不过我们那时候年纪小,也没地方去,无非是出门上学,或者出去逛逛。我那时候喜欢逛上海四马路,就是现在的福州路,那边都是书店,我喜欢逛书店。可惜的是,这些地方现在都拆掉了。
直到抗战胜利的前两年,母亲才带我们到重庆与父亲团聚。因为父亲的生意和产业都在上海,所以抗战胜利后,父亲回到了上海,先是暂住在现在的锦江饭店,我们住在另一个朋友家里,彼此还是分开的。那时也不觉得父亲的身份有什么特殊,觉得一切很自然。
所以,真正和父亲生活在一起,也就是1949年我们到了香港以后,但那时和父亲接触也不多。平时我早早就上学了,放学回来,吃完饭要睡觉了,见了面叫一声“父亲”,然后就快快走开。平常我们吃饭也是分开的,我、姐姐和母亲在一个台子上,父亲和一班人在另一个台子上。
旧式大亨家的尔虞我诈
父亲在我们面前一直很严肃,给我的感觉是很有距离,所以我与父亲始终没建立起一种亲近感。一方面父亲很忙,不可能经常和我们接触;另一方面,在父亲的观念中,在杜家始终以正房的长子为大,所以家里对外应酬都是大哥、大嫂出面。但我姐姐是长女,所以比较起来,她跟父亲的关系更近些。以往家里来了重要客人,父亲也会让姐姐从学校回来陪同客人的女儿。
就像在影视或小说里看到的一样,在这样一个大家庭,互相之间的明争暗斗是少不了的。我的母亲是第四房太太,她不太会用心计,但在杜家任何一房太太,如果不用心计就要败下阵来。每位太太身边都有一些参谋给她们出谋划策,怎么争宠,怎么夺权。母亲也有很多参谋。有一次父亲过生日,几个太太事先商量,决定大家在那天都穿一样颜色和式样的旗袍,这样大家平等。母亲回来就问参谋这事情怎么办——如果答应她们的条件,那她终归是四太太,要排在后面,显不出地位。如果不答应,其他人肯定要数落她。那两个参谋说:你先答应下来,她们说什么样的你就去做,母亲也就依计行事,可她暗中另外预备了一套。生日宴一开始,她与其他几个太太穿一样的衣服出来,可是没几分钟,马上去换了一件。这样一来,众人之中她突出了地位。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,都是我们搬到台湾后母亲跟我们说的。
前楼太太很早就去世了,剩下的四位夫人中,母亲和孟小冬的关系是最好的,其他两位夫人一天到晚地斗争。三哥、四哥的母亲就是和二哥的母亲吵得一塌糊涂,才带着两个儿子去英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在杜家,兄弟间的斗争也很厉害。父亲有11个孩子,我是男孩子中的第7个,但是因为我年龄小,也不住在一起,所以我也没涉及其中。父亲想培植大哥杜维藩,但实际上他是个阿斗。大哥喜欢喝酒,我父亲常常骂他:你代表我请客,可是客人刚刚到你就醉了,你还怎么代表我?但杜家的接班人始终是他,父亲的观念始终变不了,所以在他留的遗嘱里,长子和长孙的遗产多一份,其他几个都是平分——不过这些事情,也都成为旧中国的一个背影了。
有人就有江湖:上海滩江湖生涯
因为自小到大对自己的父亲和家庭没什么概念,所以也没觉得有必要刻意去了解什么。对父亲的很多旧事,还是到了台湾后才知道多一些。父亲有一个早期打天下时的兄弟叫顾嘉棠,我们搬到台湾就住在他的隔壁,很多事情都是顾嘉棠亲口跟我说的。比如藏鸦片烟、抢码头等,顾先生觉得是很自豪的事情。那时说我父亲出去打架是不真实的,其实都是顾嘉棠、叶焯山、马祥生这帮被称做“小八股党”的人做的。不过早年他确实干过不少事情,像抢烟筒这种事情的确有,当时抢烟筒是跟帮会有关的事情。
父亲年纪轻的时候喜欢赌钱,赌到什么地步?他和第一个太太结婚的那个晚上还出去赌,那时他需要钱给兄弟。本来是寄希望能赌博赢一点,没想到输个精光,结果把前楼太太结婚的衣服全都拿去当掉了。还有一次他在澡堂里赌,赌得连衣服全当光,最后还是黄金荣的太太拿着衣服把他救出来的,年轻时这种荒唐事还是很多的。
父亲出身贫寒,我的祖父母很早去世了,他早年就成了孤儿,后来靠在水果店里帮工来谋生。我想父亲之所以能脱颖而出,是靠义气。在那时的中国社会里,“义”字很重要。他出手大方,人家没钱了他给钱,兄弟没钱了他散财。父亲的门客很多,有的自己有职业,有的是靠我们家吃饭。比如说在恒社(注:杜月笙在1932年成立的组织)的人都拜我父亲做先生,他们每人都有本身的生意,就是建起一个关系来。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,但是由我父亲来挑选人。这些人拜我父亲做先生的时候,还是有这种江湖的气味,帮会习性。我没有见过他们加入帮会的场面,在公共场合,他们就像是普通的宴会一样,大家在一块吃饭,说说笑笑。
其实父亲从来不是上海滩最有钱的人,但给人的感觉是他名气最大,在上海他也能够控制一些东西。父亲的一个观念是不做官,像他那样很早就闯荡江湖的人,很注意结交各方关系。在租界里他认识很多人,比如说法租界的巡捕房那时候最高的警官和翻译叫张翼枢,普通人都不知道这个人,父亲与他是非常好的朋友,所以别人有什么事情在租界里都托父亲去打招呼。张翼枢的女儿我认识,现在美国,差不多90岁了。
我曾经认张啸林做干爹
说父亲是“青红帮老大”是历史事实,但称父亲为黑帮老大,我不太同意。青红帮是非常时期非常特别的一个产物。正式的青红帮并不是打打杀杀,就是讲做生意你要在“帮”,当时如果不在“帮”,你就没有保护人,就休想在上海滩混。还有,赌博和抽大烟也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。在老公馆,有父亲比较要好的客人来,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上烟,这好像是个规矩。但是拿现在的社会观念来讲,这就是犯法。我知道父亲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,我不想为他辩解什么,只是觉得,应该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待他。
现在很多人喜欢把父亲与黄金荣、张啸林放在一起,把他们并称“上海三大亨”。黄金荣和张啸林我都见过。我对黄金荣印象不深,我见他时,他大概60多岁了,那时人家还是叫他黄老板,还是很威风的。父亲与黄金荣的关系后来有点复杂。黄金荣发家早,因为早期在帮会里,他辈分很高,而我父亲辈分很低。但是黄金荣到了30年代名气就不大了,父亲远远超过了他,他有点嫉妒我父亲,所以不太愿意来往。但是表面上大家还很一团和气的,过年过节互相送东西。
相比而言,张啸林就是一介武夫,有人说他是张飞。我跟张啸林见面的机会比较多,因为我小时候,张啸林的太太很喜欢我,父亲就把我过继给他,认他做干爹。
张啸林被杀那天我还有印象,但那时我才7岁,什么都不知道,也不懂为什么有人要刺杀他。只是觉得干爹死了,出了一件大事,周围很热闹,赶紧去看看。张啸林是被自己的保镖林怀部枪杀的,当时林怀部的口供是说与张啸林有矛盾,后来证明这是戴笠在后面策划的,因为张啸林被日本人拉去做了伪浙江省主席一职。张啸林死时,父亲人在重庆,他既没有表态也没有发唁电,其实他心里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之前他也劝阻过张啸林,未果,戴笠是要杀张啸林,父亲也没办法。我相信戴笠事先是征求过他的意见的,但一面是兄弟之情,一面是民族大义,他不好表态。
杜月笙一生都在向“高级人”靠拢
很多人对父亲的印象都来源于上海滩的那些电视剧,以为他们整天过的是刀光剑影、打打杀杀的生活。当然电视剧必须这样拍,否则就没人看了。
《文汇报》总编辑徐铸成当年曾见过父亲,还写了一篇《杜月笙传》,徐铸成文章中说,以为像杜月笙这样大亨式的闻人,纵使不是红眉毛绿眼睛,总该是一介草莽赳赳武夫,但见面后,只是一个修长身材、面色带青的瘦削老人,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,言谈中也少带“白相人”常说的粗话。我父亲是个弱不禁风的人,听母亲说,父亲刚和她结婚时还喜欢戴金刚钻,因为上海在外面跑的叫“白相人”,白相人的男人都喜欢戴金刚钻,好像是一种身份。母亲就跟他讲,高级社会的男人不戴金刚钻,他的这种习惯就一点点地改了。父亲长年是一袭长衫,即便在家里,领扣也系得紧紧的。不过抗战前,蒋介石给过他一个少将的头衔,他拍了一张一生唯一穿军装的照片。
父亲小时候因为家境贫寒,没怎么受过教育,所以对我们的教育看得特别重要,一定要让我们在可能范围内受到最好的教育。杜家的家教非常严,尤其是对男孩子。有一次大哥逃考,被他狠狠打了两个耳光。在家中,父亲的严厉具体是通过母亲执行的。有一次,姐姐英语没考好,母亲打了她10鞭子。
父亲对文人一直有一种向往,也对他们很敬重。他结交了很多文化名人,很多文人也都成为他的私人律师或座上客。章太炎与父亲的私交甚好,1930年父亲在家乡买了50亩地,造了“杜氏家祠”,章太炎不但为杜家编了家谱,还写了洋洋千言的《高桥杜氏祠堂记》。杜家祠堂建成那天,包括蒋介石、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、上海市长张群等要人都送了牌匾,场面很大。
章士钊曾做过教育总长,后来又在上海做大律师,所以那时他们的交往比较多。章士钊算是父亲的私人律师兼参谋。很早以前,共产党要送很多党员到巴黎去,找到章士钊帮忙,章士钊又来找我父亲要钱,父亲觉得各方面人都要结交,求到门下就要帮一下。
我父亲也比较喜欢行老,在重庆时,章士钊和我们家住在同一栋楼里的楼上楼下。章士钊自己有个小书房,我每天给他磨墨,磨好了他来教我写字。后来到了香港,殷夫人还把章士钊用过的砚台送给我。
父亲发达后,江湖上一些事情他就让别人出面去做,与早期的兄弟也保持了一点距离,而他更多做一些公益和慈善。每有灾害发生,父亲一定出面组织赈济。
每逢春节过年,在杜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,因为上海滩的人都知道给杜先生拜年是不会空着手回去的。所以我记得,那时候年关将至,父亲就让手下到几个银行调钱到家里来,还有米。米倒不成问题,因为老公馆的管家万墨林是上海商会的,所以无论多少米万墨林都能拿来。那时候来老公馆拜年是排着队来的,包括很多穷人、乞丐,只要到大门口来给杜先生拜年,总归是能分红的。
父亲的老家在上海浦东高桥,每年夏天他都要从药房买大量的“痧药水”、“诸葛行军散”送到高桥,挨家挨户免费送发,这个举动坚持了好多年。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到浦东老家去,是划船过去的,当时的浦东还是一片荒地,哪里像现在的浦东。现在杜家祠堂也不在了,好像还有一栋小房子,是空军某个部队驻扎在那儿,其他全部没有了。
民族大义不动摇帮杜月笙赢得好名声
不论对父亲有何评价,有一点是公认的:在民族大义上,他从来没有动摇过。父亲反日的立场是始终没有改变的,我想这一点跟帮会有关系,老一代帮会里的人对日本人有仇恨,帮会里有很多观念也传袭下来。但最主要的是,父亲有一个很强烈的“中国人”的意识,所以他非常恨日本人。
抗战一开始,父亲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的名义,联合上海各界组织救护队伍。即便在父亲撤到重庆以后,海外很多捐赠的物资或救济品,都由父亲接收后运往内地。他在上海布置了很多人在日占区做地下工作,暗中帮助国民政府,像万墨林、徐采臣,徐采臣是日本通。高宗武和陶希圣要逃离汪精卫阵营时,蒋介石就是通过我父亲,要万墨林暗中帮助他们。而日本投降时,国民政府要接收上海,父亲也做了很多稳定上海的事。
爱京剧的父亲与孟小冬的往事
父亲喜欢京剧,他后来娶的两位太太——我母亲和孟小冬都是京剧演员。我的外祖母叫筱兰英,筱兰英与恩晓峰、李桂芬等,是中国第一代京剧女演员中最有成就的几位。李桂芬是卢燕的母亲,我喊她大姨,我们和卢燕家的关系很近,在上海时她也经常住在我们家。母亲叫姚玉兰,唱老旦出身,和父亲结婚后她还唱戏,但多是慈善演出或堂会之类。
父亲跟京剧界的关系也很好,当年无论多有名的京剧演员到上海,都会到我父亲那里去。他常常请客吃饭,高兴时也会在吃饭时唱几句。
父亲与梅兰芳很早就认识了,梅老板每次来上海都来拜访我父亲。梅兰芳和我父亲的关系、我父亲和孟小冬的关系应该分开来说。我父亲娶孟小冬做太太是梅、孟两人分开以后的事情。
因为都是京剧演员,孟小冬很早就和我母亲、外祖母比较接近。孟小冬离开梅兰芳一段时间后,和父亲结识,正式有往来是在40年代。母亲把孟小冬当成自己人,也并不介意。她俩的关系时好时坏,有时候会吵架,一生气她就回了北京,过几个月又没事了。那段时间孟小冬给我母亲的信我现在还保存着,信里谈的都是生活上的事,母亲有时汇钱给她,她在北京有一帮朋友也经常到上海来,像吴家、朱家都是大家族,彼此间也都很熟。
我猜想父亲暗恋孟小冬好久了。一方面她唱得很好,用现在的眼光看,她也称得上是一位艺术家。另一方面孟小冬比较会用心计,也很会讨父亲喜欢,在我父亲面前常常会说笑话,逗他开心。孟小冬除了普通话,上海话讲得也很好,父亲可能跟她交流起来就比较顺畅。不像我母亲,虽然嫁给父亲那么多年,但基本不会讲上海话。后来我太太常常问我母亲怎么跟我父亲沟通,母亲回答:“他听得懂我讲话,我听不懂他讲话。”
梅兰芳与孟小冬的分手,并不是那么简单,可能牵涉了很多很复杂的问题。母亲有时候会跟我们讲他们分开时的一些事,母亲知道孟小冬和梅兰芳离开一定有条件,而且条件可能很苛刻。我母亲看不惯,因为她们都是唱戏出身的,她多少同情孟小冬。但是这个条件究竟是什么,也只有梅兰芳、福芝芳和孟小冬他们三个人才知道。梅葆玖不知道,许姬传也不知道——1983年我去看许老的时候,提起过这件事情,他都不清楚。我觉得这里面可能福芝芳有条件,限制孟小冬登台演出作为他们分开的什么条件,但这只是猜测,不能够证实。所以后来听说章子怡筹拍孟小冬传,梅家不答应,因为这里面可能牵涉到比较微妙的关系。我想《梅兰芳》这部电影也不会对这种关系有太多的涉及。
父亲和梅兰芳的关系也并没有因为孟小冬而受到影响。1947年父亲过60大寿,上海的中国大戏院组织了10天的堂会。梅兰芳和孟小冬都到上海演出了,但他们没有同台——10天的大轴,梅兰芳占8天,孟小冬占2天,回避了见面的尴尬。孟小冬此后只字不提梅兰芳,解放后,父亲和梅兰芳也没什么联系了。
我想孟小冬对我父亲还是有感情的,否则她不会跟父亲一块儿到香港来。父亲在去世的一年前和她结婚就是给她一个名分,否则在遗嘱里怎么分财产呢?除了我们家人之外,那天参加婚礼的人并不多,大家一起吃了顿饭,拍了几张照片。婚礼的照片现在还存在上海历史博物馆里,其中有一张相片是我与马连良、万墨林和孟小冬弟子钱培荣的合影。婚礼那天,孟小冬很高兴,久病的父亲也难得有了精神,他带病陪客。这段婚姻无所谓谁成全谁,他们之间是有感情的,我父亲一向重视她的艺术成就,孟小冬也很仰慕我父亲,她同父亲结婚不是报恩,也不是无奈的选择。再加上我母亲也在当中撮合,所以走在一起比较容易。现在出版的那些书,像《梨园冬皇孟小冬传》,讲我父亲怎么和孟小冬在一起的,他们说的那一套不可靠。
孟小冬与父亲结婚后,我们喊她“妈咪”,管自己的母亲叫娘娘。平时,孟小冬喊我母亲叫姐姐,在与父亲成为夫妻前,因为都是京剧演员,她们的关系都不错。孟小冬跟母亲的关系时好时坏,有时候总归要吵架,她们中间有时候也有很多事情摆不平。
孟小冬年轻时很漂亮,她从前抽大烟,但这也不影响她的唱功。孟小冬性格比较孤傲,晚年在香港、台湾的时候,她始终不唱,连清唱都不唱,最后一次清唱是在香港给张大千唱的,因为张大千喜欢听她的戏,这是面子很大的事情。虽然后来她不怎么唱戏了,但还是很有威望,我太太有一次问孟小冬:“您还预不预备唱啊?”孟小冬回答一句:“胡琴呢?”是啊,没有胡琴你怎么唱,给她拉胡琴的最后一个人是王瑞芝,他也去世了。
1952年,我们和母亲先去台湾,孟小冬先是一个人待在香港,直到1967年也到了台湾。孟小冬到台湾以后生活平淡,她自己租一个房子,独住。她早年在北平时领养过一个孩子,关于她怀了梅兰芳孩子的事是谣传。孟小冬晚年过得不错。她没什么经济来源,就是靠我父亲留给她的和她自己当年挣的钱过活,她对钱也没有特别多的需求,就是希望有朋友每天到她那里去,像我太太、二姐去她那里打牌她就知足了。孟小冬对我们很亲近,拿我们当自己儿女一样,我们对她也很好。每天她家里面都有人,我母亲天天去。
前几年出的那一本《孟小冬传》,讲她有十大弟子,根本没这回事。有几个人经常到孟小冬家里去聊天、说戏。她的个性是这样的:她绝对不得罪人,所以你跑去问她“孟老师我唱得怎么样”,她的回答永远都是“好”。孟小冬突然之间生病了,去世了,他们实际上都没有拜过孟小冬,所以孟小冬去世后他们商量:我们在灵堂磕个头就算了。那天很多人都来灵堂给孟小冬磕头,都是弟子了?所以说所谓“十大弟子”其实是一个大笑话。
孟小冬是1977年在台湾去世的。坦率说,对《梅兰芳》这部电影我并不特别关注。我认为如果严格按照历史事实来拍,那这部电影肯定是没办法拍下去的,只能一半事实一半虚构。我更感兴趣的是章子怡扮演的孟小冬像不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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