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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力家族化催生畸形官场生态 方朝晖   

2014-04-21 19:13:5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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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“权力家族化”,我认为有两个重要方面:一是与家人亲友共享权力,二是与家人亲友共享财富。二者密不可分,但各有所重:前者是利用手中权力将家人亲友提拔,形成权力场中的近亲繁殖;后者是利用自身特权为家人亲友谋利,形成权力与财富的循环互动。“权力家族化”催生出以血缘和姻缘为纽带的“官员家族”,内部彼此勾连、互相庇护、共生共荣,衍生出畸形的官场生态。

权力家族化源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

为什么中国古代数千年间政 治制度沧海桑田,而权力家族化却绵延不绝?从三代到战国,从秦汉到隋唐,从两宋到明清,官员制度几多变迁,可权力家族化却花样繁多、不断以新的形式复活,根源究竟在哪里呢?

应当充分认识到,权力的家族化虽受制度影响,其根源却在文化习性,即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。具体说来,权力家族化的深厚土壤是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。费孝通先生曾在上世纪40年代末将中国文化称为“差序格局”的文化,意指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一个由近及远、由亲及疏的关系网络中;按照心理学家许烺光(Francis L. K. Hsu)、理查德?E?尼斯贝特(Richard?E? Nisbett)等人的看法,西方人的心理安全感建立在自立和超越中,中国人的心理安全感建立在关系和团体中。

中国文化的上述心理结构决定了亲情至上,因为亲人是一切关系中最近的关系;亲人之间不仅分享权力和财富,更重要的是共享幸福和安乐。另外,关系本位的文化心理还导致关系超过公义,人情大于法理,小团体高于国家。这些,可以说是中国权力家族化的文化根源。

正因为上述文化心理根深蒂固,才导致权力家族化无法根除。只要这一心理结构持续存在,无论你变换什么样的制度,它总能见缝插针,变相再生。也正因为这个原因,一个多世纪以来,不少人提出改造国民性、铲除中国文化心理本身,以求治本之策。例如,早在20世纪初,梁启超就曾提出“新民说”,认为中国文化的习性是有臣民而无国民,有私德而无公德,将中国的积贫积弱归咎于缺乏独立、自治的人格。后来从鲁迅到柏杨的国民性说,延续了这一思路。

然而,这一思路的最大错误不仅是低估了文化心理结构的力量,也错估了它的价值。今天看来,各国文化心理结构皆有优劣,不能因部分而否定全体。文化心理结构代表的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、情感归依和心灵状态,对它不能持一种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的心态。中国人的关系本位和亲情至上,虽有很多缺陷,也有巨大价值:毕竟它是我们幸福安乐的源头、安身立命的根基和生生死死的道路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地经营它、完善它,非要彻底铲除它呢?千百年来儒家的态度就是要积极地经营和完善它,而不是铲除它。现代人自视甚高,动辄疑古非古;以为能彻底铲除,结果伤害反而更大,“文革”就是典型一例。所以,我认为文化心理结构可以改造,但不能铲除;可以利用,但不能抛弃。

民 主政 治真的有效吗

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,认为权力家族化可以通过民 主政 治来根治。应该承认,在现代民主政 治条件下,新闻自由、舆 论监督、议会质询等制度对于避免权力家族化有着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,但这只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,民主政 治也容易使权力家族化更盛行。这是因为在民主政治下,家族化可以打着个人自由的旗号公开进行,家族、亲友、人脉可以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,绑架选民、操纵舆论,收买议员、控制司法。“二战”以后各国的经验表明,个人主义传统越强的文化,其民主实践越容易成功;团体主义传统越强的文化,其民主实践越容易走样。在帮派林立、小团体主义盛行、私人关系吃香的文化中,民主实践更容易造成族群的撕裂、社会的动荡。这是因为当每个人都是关系团体的一员时,竞选就不再是个人的自由选择,而成了若干势力集团间的对决。今天日本、韩国、台湾、新加坡、菲律宾、印度等地,裙带关系非但没有因民主而削弱,反而更加盛行,并由于可采取公开、合法的方式,成为民主政治无法铲除的毒瘤,极大地妨碍着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公平正义的实施。

民主无效、铲除文化心理无效,究竟怎样才有效?只要我们正视历史,不难得到启发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提出了如何规范官员选拔、以避免权力家族化的问题。《左传》中所谓“外举不避仇、内举不避亲”,孟子提出的“尊贤使能、俊杰在位”,显然有针对“权力家族化”的含义。

但是,要把“任人惟贤”(或“尊贤使能”)的原则落实为制度绝非易事。直到汉代人们才真正有意识地建立一套尊贤使能的制度,并在此后两千多年里不断完善和发展它。从汉代的察举、辟举到魏晋的九品中正,再到隋唐以来的科举,实际上是试图通过社会推荐加公开考核的方式把权力社会化、公开化、透明化。由于当时社会上受教育人数稀少,普遍民众根本没条件受教育,加上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兴盛,直到宋代,科举制度才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落实。

这里需要强调,虽然权力家族化在中国历史上从未中断,但是从总体上看确实存在着一个不断削弱的趋势。

因此,我们不能因为权力家族化未能根除,而轻易诋毁古人。事实上,正因为文化心理结构根深蒂固,不可能根除,才导致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。指望找到一种可以迅速、彻底铲除权力家族化的制度,只是现代人浪漫、不切实际的幻想。现代人正因为长期受这种幻想支配,才无视古人的成功经验,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

切莫轻看古人的制度创新

古代官员选拔制度(包括察举辟举制、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等)的特点之一是通过把权力社会化、公开化、透明化,来避免权力的私人化和家族化,是把“尊贤使能”(也称“任贤使能”)制度化的伟大努力。而它之所以经过一千多年、到宋代才达到比较完善的境地,说明任何制度的建立都不是思想家个人的美好设想,而是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文化及社会因素。我认为,中国古代的科举制等官员选拔制度至少在三方面给我们以深刻启发:

第一,科举制度等告诉人们,一个人不需要搞关系、找后台,只要有真才实学,即可能通过正常制度一举成名,成为国家重要官员。这当然沉重地打击了裙带关系,可以说科举制在官员选拔过程的公开化程度上远远超越了今天,极大地带动了全社会共同参与国家事务的积极性。

第二,官员培养过程社会化。即由于国家官员的选拔标准之一是学术和人品,特别是后来以“四书五经”为取士教材,这使得官员的培养过程可以社会化。政府不需要亲自主导教育过程,社会自发形成了一个长期、持续的人才成长的学习过程。

第三,官员选拔标准非政治化。古人认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合格,不看他是否与现政权保持一致,不看他是否听话、服从,而看他是否孝亲,是否正直,以及是否精通“四书五经”,等等。这些标准严格说来是非政治化的,更有利于发现人品端正的人。

今天如何避免权力家族化

今天要想找到比较有效地解决权力家族化的途径,一方面要学习西方人的经验,另一方面更要学习祖先的经验。要知道古人的经验针对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设计,因而针对性更强,有时效果也更好。本文试提出若干思路如下:

首先,官员的培养。长期以来,我们把官员的培养过程政治化,以对一系列大政方针的贯彻、执行程度,以与党中央是否保持高度一致为考核干部的重要标准。结果导致形式主义盛行,往往把一些人品不端、巧言令色之徒提拔上来。我认为今后国家干部的选拔应该淡化“政治性”,回归人性,真正发现人品端正、信仰坚定、不阿谀奉承、敢直言进谏的人,不应以是否党员、是否听话、是否与上面保持一致等为标准。

其次,官员的选拔。应加大官员选拔过程的社会化、公开化和透明化过程。借鉴古人经验,我认为今天可以采取社会推荐、公开招标、组织考察等相结合的方式,使得国家官员的选拔成为一个全社会可以共同参与的过程,彻底粉碎人脉、关系、家庭等因素的作用,让人们真正体会到,一个人即使没有任何后台、背景,照样可以成为国家高级官员,掌握重要权力。

其三,官员的监督。除了现有监察制度外,我认为根据今天的社会现实,可以学习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些经验,有计划、有步骤地全面实行国家官员家庭财产公示、家庭关系公开、主动接受媒体监督、定期接受人大质询等制度。无论在现实中这样做面临多大困难,它所代表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。

总之,向全社会开放权力,淡化政治性、回归人性,最大限度地实行官员培养、选拔、监督的公开化和透明化,应是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方向,也是避免权力家族化的最重要举措。

(作者方朝晖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据人民论坛4月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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